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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人们说起剪辑,总是局限于爱森斯坦和格里菲斯,从未往别处看。”
导演是一个眼神,蒙太奇就是一次心跳。共同点是预见:前者寻求在空间中预见,后者则寻求在时间中预见。
谈论场面调度,就自动包含蒙太奇。仅是清楚让一场戏持续多久,就已称得上蒙太奇,正如考虑如何转场是拍摄问题的一部分那样。
去导演,意味着去计划,而关于一个计划,就是它被安排得好或坏。
影片类型
所有影片在情感层面都是纪录片。没什么所谓纪录片,都是场面调度。
通过纪录片拓展用现实讲故事的能力;通过故事片丰富虚构情节的真实性;接触短片能让人放松,还可以了解业界的一些新生力量;做电视类节目,让你学会不要做哪些事。
纪录片和故事片的区别:必须在纪录片中创造一个框架。脚本不够好,哪怕故事片,也要通过改变片段的顺序来重新组织框架结构。
剪故事片时,每天有新素材,当天素材当天剪好,第二阶段精剪某片段。
而大部分纪录片,先拍几个月,中途为了特定的拍摄情景停下来,如征兵、主角的生日、钢铁厂关闭前最后一次烧制部件等。
阿涅斯•吉耶莫:
一,尝试各种方案,哪怕逻辑上说不通;
二,让电影自主“呼吸”,常等解决方案自然浮出水面。
先不剪胶片,而是把某两个镜头排列,尝试看效果,但不拼接,只看每个镜头说了什么,以及它的意义、颜色和节奏。
她会把整个镜头拿掉,剩下镜头的关系立刻很明显,这时才组接镜头。
阿涅斯的突击:静候-细看-思考-听音乐,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排除和整体情绪不搭的某段内容。
罗伯托:从每个镜次中挑出一切觉得可用的素材,只弃用极少数。
做个粗剪,留下不同镜头段落的重复动作和对话镜头,然后排除和删减,直到做出他觉得拿得出手的效果。
工作方式
他的导演方式是,创造一个情境,然后像拍纪录片那样拍电影。
他的电影是在组织事件,而不是在虚构一个让观众相信的故事。他会让事情看起来像真的发生一样。
剪辑也有这种倾向。他想让我们忘掉自己在伦敦,让我们觉得像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拍这部伟大的电影。我们是他的“同伙”,像《日落黄沙》演的那样。
去“感受”电影,而不是以一种观念上的方式看待它。
我曾不得不回绝一些影片,主要是因为剧本太弱。我还拒绝过大概20部剧本和导演都很好的片子,只因它们跟我其他片子后期制作的档期冲突。
选择剪一部电影时,我先看导演,看他对电影或生活的理解。以此判断影片是否有趣,但真的喜欢剧本,通常也会为影片剪辑。
很差的剧本经伟大导演之手,会脱胎换骨。也有优秀剧本被糟糕的导演或不合适的演员(这更糟)毁掉的。
《危险关系》(Dangerous Liaisons,1988),读剧本时发现它已很完美了,电影就是按剧本拍的。《唠叨人生》(The Snapper,1993)剧本也精彩,斯蒂芬拍得很好,完整又顺畅。
扬·德代:接一部电影前,不先读剧本,后面再通过声音和画面判断影片优劣,这才能做到以拍摄素材为基础去剪辑,而不是根据文字。
被要求读剧本,就粗略通读,不细读或想象电影该是什么感觉,保持雾里看花、水中望月的状态。
尽早着手剪辑很重要,要“占有”胶片,还要尽可能多地单独工作。
第一感觉做出的剪接,很能说明问题。
我喜欢速战速决。我会飞快确立一个中心点——样片中某个能让我与之“对话”的镜头,再一点点铺开。可能这样太快了,但有时产生很好的效果,它能激起我对剩下样片的兴趣。
有片子剪,我会在剪辑室从早9点工作到下午7点,中午约1小时休息。
我能和各种导演合作,我把工作和相关的讨论放第一位,尽力忽略外部因素,如导演健谈与否,是暴躁还是专断。
准备剪一部电影时,我开始就尽力完成最终版,但在最终剪辑阶段,我老发现之前的素材剪得太糙了。因为开始对素材的了解太少,而且我得在不熟悉的情况下做决定。有时会反复精剪几次。
萨比娜:我会读剧本。先按剧本走向把影片剪出来。粗剪后,我一般会再回去,去创作一个新结构。
拿到剧本后,第一遍通读,思考故事,找找感觉。再细读一遍,琢磨其他细节的安排,以及角色特质。好比学习,我会研究拍摄剧本(标注过的,用来指导每个场景具体如何拍摄的剧本)。
我会反复看所有镜头,边看边记感受。
我会思考怎么做第一次粗剪,再动手——先剪一个超长版本,把同一镜头的不同镜次排一起,方便多看几次再挑选。
粗剪渐具雏形后,我就开始着手精剪。我会根据拍摄的进度剪辑,不断修改,精益求精。
不带解释一切的欲望(不去预判),才能站在观众的立场去剪辑,也才能忍住解答所有的问题的冲动。
同意剪一部电影后,我会把剧本读两三遍,然后放一边。
我想在不受剧本影响的情况下观看和处理样片。无法理解导演想用某一场戏表达什么的时候,我才参考剧本。
我喜欢根据影像和演员表演的方式来剪电影,而不是根据剧本。
我剪故事片,会从头开始。我想开始就掌握整个叙事线,并以故事原本的顺序组接所有镜头,然后朝着最终成片的方向开始剪辑。
先剪第15场,接着是第3场,再跳到结尾,然后再回来剪第45场的话,效率会很低。既不能理解,也无法掌控电影的叙事和节奏。
镜头的内在节奏,决定了剪辑的最终节奏。
为了能“嗅到”、熟悉和理解电影的节奏——导演希望电影拥有的节奏,剪辑师要从电影开头剪,就像在拍摄后重写剧本一样,必定是顺着原序来写。
剪素材剪了30分钟之后,我才意识到这部电影需要什么样的处理方法,以及它的节奏又应该是什么样的。开始的15到20分钟,我都处在摸索导演节奏的阶段。
开拍前几个月反复读剧本,根据需要整理一份我个人的故事概要,以理清其中的角色、地点和时间走向。我会在概要里记下问题和在意的细节,然后和导演探讨——有时和编剧。
读过剧本后,从样片里选出来的素材才对我有用。我从不读自己的笔记,剧本也抛之脑后,唯一存在的只有素材。
剪第一版,我喜欢留下最终版不会用到的片段,再保留一些夸张的停顿,剪接好后我不会细看。
每完成一场戏我会看,会修改,会在存在一些瑕疵的同时继续进行。
我会留一些选择的余地,看有没有别的视角,甚至是完全重剪一个段落镜头。
让想法不断变得成熟——精准确定了每个匹配的剪辑,我就会停止思考。
我会给自己留出做决定的时间,第二天,甚至剪完全片后再来回顾。
我要花时间通过演员和对话的节奏、动作,还有镜头的内部节奏去寻找电影的内在节奏,还要花时间记住所有的素材,方便有序替换。
觉得一个剪辑没问题,你得往回看前四个剪辑,然后看整场戏是怎么样的。只能通过综合四处剪辑来判断。
剪辑有时不要剪太多,要纵观全局。感觉剪辑时像作家,先发现一个主题,然后遣词造句,最后整合出一个故事。
我开始剪时,通常从找初始场景做起,作为引子。
剪辑也要试着赋予素材一种情感。
先把握素材。素材刻在脑海里,不然等于不存在。你该确切知道每个镜次和每帧画面,得熟悉故事。检查剪辑过的场景,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时,重新考虑一下故事。
我会先读剧本,感受表演的节奏和对话的速度,据此决定电影该有多长,然后再剪。
剪辑不是把糟粕从电影中剔除,而是走进一个艺术家的世界。我会问自己想在这个世界沉浸多长时间。
尽可能少剪表演的部分,观众要看的不是怎么剪辑,而是剪辑点之间的东西。越完美地呈现演员的表演越好。
有时的确完美,像布努埃尔说的,“把场记板的部分剪掉,保留剩下的就成了”。
先在脑海里剪一部电影。剪辑工作,纯粹是为了证实你的想法。
其次,感受段落镜头的头的节奏和整个故事的场景。
优秀剪辑师能毫不费力地分辨节奏的优劣,这与画面所体现的思想或概念能持续多长时间,没多大关系。
做纪录片,大部分花在笔记上——写下想法,记录对话,开始规划恰当的顺序。
确定了场景的结构和电影整体后,工作节奏会越来越快。
有时好想法虽多,可以选择的(素材)却很少,这时就是怎样创造一个好的场景。
场景和电影的结构,剪辑结束之后才算完全敲定,必须全程留意未采用的素材。
第一次剪某场戏时花太长时间,会失去方向,你不能总在不同的选择之间徘徊。
迅速剪接出一个片段,越快越好。这样你能大概清楚结果,以及自己是不是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。
剪接几种速度不一样的素材时,通常要在开头做些处理。
升格镜头之前接一些快速或激烈的动作镜头,会放大整个慢镜头的效果,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会让人觉得更慢,效果更明显,也不突兀,可能过一段时间观众才会意识到这是个升格镜头。
战争场景存在大量动作衔接方面的问题。可不等一个动作完成就接下一个,通过视觉上的关联来强调这些动作之间的关系。
特效电影,既要想象没在画面里出现的动作,还要在这种情况下构建一个场景。
剪《铁十字勋章》学到,一个场景中没有你想要的所有元素,就别动手剪。可处理特效电影时,你不会有所有元素,但还是得剪。
不轻易展示成果,哪怕粗剪版,也该是非常明确的版本——可以清晰反映剧本的内容。之后得从电影而不是剧本的角度考虑并再创作,会有一个类似笔记的记录。
大银幕更容易看出影片的节奏和可能的缺陷。看监视器像看电视,而非电影。
导演可能有自己的想法,有些事他觉得理所当然,剪辑师的责任就是提出两三种剪辑一场戏的方法,它们可能要比导演原本的想法更胜一筹。
看《芬妮与亚历山大》,感觉伯格曼完全知道在哪个特定时刻用哪个镜头是对的。比如开场,男孩躲桌子下那场戏有几种剪法,但又给人感觉好像必须是(成片中)那样。这恰恰说明你是个了不起的剪辑师!
他重视电影的流畅性,为此不惜剪掉让影片更有生命力的部分。
做声音的经历,能搞清什么能做到,什么做不到。
有剪辑师搞不清楚状况,会把一个场景中的镜头接到下一个场景里,这会为声音剪辑师带来困扰。有时只能先把声音处理好,再来处理画面。
终剪版快完成的时候,同批人和负责配乐的作曲家会再次在剪辑室碰头。配乐精准匹配后,最终剪辑版就算搞定了。这种情况下,我可以插手配乐剪辑。
何时采用档案音乐还有用在哪里,我甚至更有发言权。音乐配在哪里,由我和导演决定。
电影节奏,一般由剪辑师通过调整对话的时机来控制,特殊情况下,比如在回放时或在歌舞片里面,还是音乐说了算。
学音乐的背景非常宝贵。我会放8条固定的音轨,2条或4条专门用来配乐,其他的用来放对话和音效。
只有新人不质疑,大导演的共同点是,他们能够去质疑并做出相应的调整。
即便紧张的拍摄氛围里,他们也能遵循自己的想法,去重写剧本或重拍一场戏,还会考虑观众——他们负责统筹一切。
一些灵感
假设电影是默片。所有画面即使在无声、无对话的情况下也必须能说得通。同时剪画面和声音。但等完成一个片段后,会倒回去在静音状态下再检查一遍。
拍摄某个镜头的原因,可能和采用它的原因不一样。我为自己设下挑战:每剪一下试着接六次。
扬索:“没有的素材你就不需要。”你不一定要用遍所有素材,重要的是要让思维保持开放。
我想做个汇集电影史重要片段的影像集锦,罗列各种镜头片段和每种表达形式。普多金夫1928年就做过。
我想有个可以解释事物的影像档案库。
我想过剪辑时剪一些小人放屏幕下方,想象那是个微型电影院,小纸人就是影院看电影的人。
车经过时,我会“切”画面——看向别处,看某个人,等到他们完成一些有意思的事后,再次移开目光。我是通过转移目光或在脑海里整合画面,来把我看到的东西组接在一起的。
自问:不管导演风格如何,也不考虑电影语言的发展以及人们不断改变的电影审美,是否还存在剪辑规则?
最重要的是结构。剪切让结尾确切清晰,观众才不会疑惑,每个单独场景的“主题”和“温度”都要相对完整,才能继续进入下一场景。
就整部影片来说,它确实仅能有一种结尾,绝没法有两种或三种结尾。
时不时尝试新的合作对象,可能会做一些更基础的工作,但学到的东西是无价的。
这场戏我会剪掉吗?如果“可能会”,我就不写进剧本。剪辑也在以某种方式影响创作。
在剪辑室,“精力”不太准确,注意力可能更贴切。
我=眼睛。他想通过主人公的眼睛俘获观众的注意力,让观众觉得自己就是马洛。
手势和语言的意义,其实是相反的。
特吕弗讨厌美国常用的在动作上剪接(cut on action)剪辑手法。一个动作应该是完整的,一个姿势不应被剪断或改变角度,应该由节奏来主导运动。
我不喜欢正反打镜头——人物有一部分出现在画框边缘,这看起来很蠢,有什么用呢?既浪费了画面所能传递的信息,又让技术凌驾于艺术之上。
一些观点
不可能立刻从拍一部电影中收获什么,通常要四五年才行。
理想的剪辑师可看作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导演。
有些电影不用看演职员表,就知道剪辑师是谁。这表明剪辑师有某种固定风格。
你能想象发型师给每个人剪一样的发型吗?只因为这是他的风格!
没什么风格一说,我必须把握素材已有的质感,必须将它提炼出来。有了自己的风格,我就要失业了。
剪辑师会根据自己的个性,还有他在人际交往中的经验来处理镜头。
职业剪辑师会培养出一些习惯,即使尽量避免,也还会发生。
剪辑《死者的生活》时,我们的目标是,决不重复用一个镜头作素材,那太无聊了;处理正反打镜头时,我还是避免用到同样的镜头,虽然这好像很普遍。
困境或悖论:剪辑师得给观众他们想要的东西,还得出其不意。
剪辑师不该担心某一格画面,应担心故事和场景带来的感觉。
不管剪哪部电影,都觉得它是我的电影。视如己出,我们自然会投入很多心血。
影片会强迫你为它思考,或者和它一起思考。如甘愿接受这种“苦役”关系,同时成为电影的主人和奴隶,这简直妙不可言。
电影并非单纯地讲故事,它能让我们更接近人,能在某种程度上帮我们更理解日常生活。电影能让我们更了解人性,以及人为何如此。
电影还有其他主角:风景、天气、时间,还有地点,它们有自己的形态,都在故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。
我们生活在连续的时间里,也存在于另一重维度的时间里,它有记忆和想法——一切我们认为重要的事物(而且是持续运作的)都可以在这一维度下发展下去。
剪辑师处理一场戏时,会陷进去,在素材中迷失,类似“和角色共存”。有时,角色会“赶走”剪辑师,剪辑师也要暂时远离角色,再重新进入角色;而有些时候,剪辑师须退一步耐心等待。
别在意关于什么不能做的指示。哪怕有点失焦,也选用表演更好的镜头。
我们是在建造一个演员能进入并相信自己就是其中某个角色的世界,一个他们能信任的世界。这要做很多工作,也要很多不同的人参与。
有次为了按时完成一切,我和艺术指导安迪·哈里斯简直像投身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。
剪辑师有猜测导演想要什么的倾向,这会导致你把导演拍的所有素材一股脑地堆进电影里。
没有比发现无法摆脱电影大师的影响更糟糕的感觉了。知道得太多有时会成弱点,牵制发展,保持少许天真能让工作充满新鲜感。
剪辑师没有好坏,问题在于素材的优劣。素材槽糕,优秀剪辑师也可能剪出一部平庸的电影。
尝试一切可能,哪怕是所谓意外事件导致的结果,都可能揭示出真正珍贵的东西,所以永远不要抛弃任何素材。
我的那些电影导师,都是在各种艺术形式的熏陶下成长的。而现在的人只看电影电视,只受单一影响。地上只种同一种庄稼,土地的养分会耗尽——你不光要培育庄稼,还得确保土壤肥沃。
电脑让你更自由,也会无形中让你去做更多的剪辑,我一直会下意识地提醒自己不要过度剪辑。
反复看样片,直到觉得准备好了再动手,还没准备好,就继续看下去。
电脑设备有时容易一下扎进去,接着发现自己根本没想好要从素材中得到怎样的结果,而胶片一定程度上强迫你去思考——开始顺片时真的会想很多。
我不想边剪辑边看剪出来的部分,这把脑子塞得太满。
要到剪接好相当一部分素材,并连同前后段落整体来看的时候,我才能更好地理解什么行得通、什么行不通,以及为什么会这样。
无法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和虚荣心,想一直被人赞美和欣赏,就算你是个优秀的剪辑师,你也不会快乐。
许多所谓“女性品质”对剪辑师很有益——像一个好母亲、好园丁,要包容、有爱心,也能“为了孩子好”而充满魄力、坚定不移。
至少在匈牙利,所有有或者曾经有“男性气概”的剪辑师——都成了导演。
经历最差的试映后,我绝望地对戴迪说:“我没办法继续做这部电影了。”她指着我说:“片子还没做完,不是甩手走人的时候。你能熬过去的。”
自己被电影迷住的情况越来越少了。这让人伤感,想不通为什么现在看电影,自己像个永远在找裂缝的水管工,想不通为什么自己不能坐下来接受它的不完美。
拍一部烂片其实和拍一部好电影一样困难。我能理解人们的投入有多巨大。我后来一直寻找能击中内心,或是能让我感到升华的电影。
我常觉得有些人其实话里有话,他们说要做这个做那个,但实际目的是在告诉你出现问题了。别听他们的解决方案,你可能会有更好的想法,因为整部片子是你做的!
我俩会把每一帧画面看作独立的、非线性的,且可以放到任何为故事服务的地方。我会想起一些弃用的镜头,单独看它们其实又很出色。
科班与自学
裙带关系是电影行业的一部分,我不觉得这会有什么改变。电影学校培养不出好的剪辑师,这可能是个结构性的问题。
我没上过电影学校,我学的一切都是助理时学来的,我在卡里迪斯背后坐了10年。他剪一场戏时,我会想自己该怎么处理。一个场景完成之后,我还会将我的想法和老师的处理相比较。有时二者完全不一样,我完全错了,有时候又几乎分毫不差。
40年前,剪辑师很少。他们形成的小圈子比现在还紧密。有时候即使你有亲戚是剪辑师,你也很难进这个圈子。
当时业内几位老牌剪辑师包揽了所有靠谱的片子,导致其他人没办法参与任何像样的制作。
前辈们会同时为四五部电影剪辑。瑟兰德烈甚至同时为8部影片工作。
我舅舅当时是马斯特罗钦奎的剪辑师,他不但没提携我,反而告诉导演我太年轻又缺乏经验,新电影得由他来剪。
有些人指责我们不给新人发展空间,大错特错。对三四十年前的我们而言,想成为剪辑师可比现在要困难得多。
有多少剪辑师是罗马电影实验中心毕业的?西尔瓦诺·阿戈斯蒂可能是唯一的例子。
学校很好,有很长时间让你各种实验。但在电影剪辑里,有时候2+2=3。这和创造力有关。有些事学校教不来。还得有合适的机会和人脉。
每跟一位导演合作,就得接受一次他的考验。和制片人合作也一样,所以我们总是在努力通过考验。
电影之间没什么差别。没有什么A级制作和B级制作。对小导演而言,小片子也是他的《宾虚》(Ben-Hur,1959)。
配乐&音效
电影和音乐的共通处:在时间中建立感觉,欲速则不达。不然你可能同时错失时机和情感。
声音对影片的影响,至少占一半。
电影音乐常被用作一种强调手段,要么很累赘、很沉重,要么没节制。但有些时候,我们必须要那样用音乐。音乐总在说:“我还在这呢!”
乱用配乐,很容易让影像、主要的有表现力的结构和其他元素变得更糟糕,虽然看上去并非如此。你会感觉那是在“打扮”电影。
为了让电影更完整,有人会在电影快拍完时联系作曲者。
有时,“强行”为画面配一个声音(刻意同步或不同步)很有意思——虽然画面可能生硬而突兀,声音的剪辑却能天衣无缝。
以较为平和的对话戏为例,一般要切出一段对话的时候,会在音乐响起之前或之后加人一个角色“在看”的镜头。
这里的音乐就不完全是解释性的,但可以作为线索,作为一个轨迹,也是在为观众指引方向。“音乐”在这时是起作用的,可能产生更深刻的、无法解释的感觉。
声音无法完全弥补画面的不足,还是有不专业的导演,想用对话表达所有重要的东西——声音设计其实该从美学上极大提升电影的质量。
电影因此获得了一种额外的维度,进一步强化了我们想展示的那个世界的效果。
每次一到一场情感丰富的戏,音乐在情感浮现之前出现就会显得有些喧宾夺主。
剪辑师得一直跟到混录结束。
观众席中有人疑惑“演员说了什么?我听不清楚”,就糟透了。但常能听到观众抱怨声音质量,说明我们要非常注意这个问题。
我有时会花几小时尝试不同主题的音乐,颠覆音乐和画面的关系。
一些本来并没有配某段特定音乐的片段,再重新配乐后和原本的片段相比,效果更好。这需要大量的试验和练习。
特吕弗会在对话进行到最后一个词的时候剪切,接一个无声镜头——只有一张脸的镜头。皮亚拉也是,插入一个人物凝视的长镜头,对话就好看很多。
斯泰弗南会用一台洗衣机模拟飞机的声音,将夜间救护车的声音化作山间的风声,非常奇妙。
我怀念单条音轨,它逼你去尝试和探索好的剪辑,进行一些思考一比如这处剪辑意味着什么、能带来什么样的情感。
要让音乐与影片中其他的声音比如对话——产生共鸣,而不是用音乐让情节更流畅易懂,或制造虚假的情感。
画面中有人说话时,一般得降低配乐音量,但戈达尔直接去掉音乐,一步到位。
霍奇森带着便携录音机,录下了马跑过森林、踏过树丛、经过不同地面的声音—一全是环境声,然后配上每匹马各自的节拍。
在拟音室靠椰子和树叶做出来的声音,不可能有那个效果。我开始觉得声音和画面一样重要。
欧美对比
西方文化和它“好”的部分,就在于它把个人置于宇宙中心,而在东欧、亚洲文化里,个人只是时间、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,好比一种媒介。
在西方社会里,人是个个体,有发声的权利,在中欧或东欧,人充其量是文化运动或时代运动的中介。面对所有的战争、事件时,只能用情感去讲述它们。
人们视好莱坞为“技术主义”的代表,把欧洲看作“写实主义”电影的福地。
美国因强大的凝聚力和语言的统一,加上巨大的内部市场,成功实现了产业输出,并将其电影艺术输送到整个世界。坏品味会催生快餐电影。
欧洲电影没能产生坚实有力的产业体系,却获得了以不同的形式进行自我表达的空间。
欧洲,电影的机遇来自“作者”的力量,它造就了一些本土电影人才,如丹麦的德莱叶、瑞典的伯格曼和西班牙的布努埃尔。
欧洲电影重视人物、人物的关系以及日常生活中的问题。相反,多数好莱坞电影的基础是动作和大场面。
美国导演关心的是节奏的和谐,他想拍摄一部跌宕起伏的快节奏电影。
而欧洲导演会在电影里留白,创造合情合理的真实情境,目的是唤起观众的共鸣,不是刻意编排剧情的发展以单纯制造娱乐效果。
在欧洲人的头脑里,时间和空间是头等大事,这种观念也影响到剪辑。
美国剪辑师是制作体系的一环。欧洲剪辑师则是导演的另一个自我,是一双警惕的、批判的眼睛,是剪辑室“全副武装”的人。
最伟大的剪辑师是导演让-弗朗索瓦•斯泰弗南(Jean-Franeois Stevenin),他几乎在每个镜头中都追求展现瑕疵。
瑕疵让人变得可见了。让人意识到举着摄影机的人的存在,电影也不再是完美的幻觉。我想那就是《马太福音》等影片打动我的地方。
商业电影制作中看不到这种人为痕迹的存在。你看到演员的脸,看不到电影人的思想。看雷诺阿早期的作品时也有同感。
斯泰弗南的电影里有很多留白。他有某种兴致和才华,去打破一场戏的逻辑,把演员的起伏都剪进去,以一种彻底混乱的效果,将演员原本试图表达的内容放大到预期的十倍。
典型的美国电影,就是永无休止地在强调显而易见的东西。
为了不让观众觉得无聊,又满足观影需求,这类电影的节奏越来越快,快到让他们无法思考,不断用新动作和情境“压制”观众,让他们无法注意到主题的浅薄和不堪一声。
快节奏不足以成为影片新的看点时,导演又有了新点子:非线性叙事。这便是昆汀•塔伦蒂诺《低俗小说》(1994)的唯一亮点,我不觉得这部电影有那么好。
欧洲电影不光要讲故事,还要围绕主题结构信息、表现人物关系、揭示事件的成因和后果、反思生命和灵魂的意义等。
欧洲电影中,有时你会看到“无用”的镜头,与众不同,游离在外,有时甚至脱离影片存在,但那其实正是电影本身。
没有故事,没有要捍卫的言论,也没有目的,就是搭配好音乐,让时间流逝,展现时间流逝那不可思议的过程—一这就是“无用的电影”。
两个国家的“剪辑室”都很难熬。
好莱坞的剪辑相当保守,但对剪辑师的要求很多。他们不但要严格掌控全片的构架,剪出清晰的对话和流畅的叙事,还要保障剧情的发展和观众对影片的接受,以及主角的人物本色和片中出现的其他角色的真实性。
欧洲电影则要“描述和检视问题,而非提供戏剧化的答案”,戏剧高潮和危机的爆发经常不按常理出牌。
一些基本的剪辑原则也经常被打破。为了让剪辑配合某位导演的想法和风格,剪辑师先要对基本规则了如指掌。清楚剪辑的目的之后,才能不去循规蹈矩,甚至打破规则。
美式剪辑分不同阶段。
剪辑师剪第一版,第二版是经剪辑师和导演讨论的结果,但他们不会一起在剪辑室工作。
他们会在放映厅一起看成片,做笔记,用一台可以倒放的放映机。然后才是做最终剪辑版,这版制片人说了算,他总能按他的想法来。
当然,导演是科波拉、斯科塞斯或斯皮尔伯格可能就另当别论了。
欧洲电影多以导演为中心,好莱坞电影则是制片人主导。
出于自身叙事形式的缘故,欧洲电影的剪辑比好莱坞电影的剪辑要冒更大风险。好莱坞电影剪辑精良,却从不冒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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